阅读晓芒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确为其观察对象之细致，提出问题之敏锐及知识之渊博而惊叹，并颇感译者之不易（如大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译名都不是在一般词典上找得到的）。有许多观点我是赞同的，特别是关于个人生活（包括宗教生活）本质上的社会性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他对社会的人的自我超越性（自由自决）估计不足。他对斯宾塞、泰勒、弗雷译和杰文斯等人的多少带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偏见的宗教观的批判也令人击节。在更深层次上，他把人类认识的逻辑规范和各种范畴（时空、力、类、因果性、实体等）在起源上与人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宗教联系起来，具有震聋发聩的说服力。

思想的确是有性格的。当一个人把思想当作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或“副业”时，他的真正的“本我”就最真实地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尤其是那些不经意地、无拘无束地写出的文字中。所以有经验的读者想要真正了解一位思想家，就会热心地去读他的随笔或散论。东方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思想散论”丛书，汇集了四位学者陈嘉映、倪梁康、孙周兴和赵汀阳先生的四本随笔集，从这里，我们可以走近这几位在自己的翻译和论著中以其成就和学识令人肃然起敬的思想者。

《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给人的感觉就是，每个作者都尽量夸耀他对文献之熟悉和解读之新颖，他们各自在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内也许都有创见，都是行家，都借这本哲学史提供的篇幅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但这本哲学史也就不再是一本原来意义上的哲学史（更谈不上“最高水平的”哲学史），而是一部按所论对象年代编排的论文集，或一部史料考证新成果的汇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正如火如荼，我结识了它的创始者和主持人姚国华君。在他的热情鼓动和献身精神感召下，数年中我去华工讲过约20次，话题从时代、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文学、中西文化、国民心理直到社会热点问题，凡是近有所得，立即化为讲坛上的滔滔语流，每次讲完后的提问和答辩更是讲座的高潮，之后还与大批围拢来的学子一直讨论到管理人员下班，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1点。回顾那段“密集轰炸”，至今仍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其间，国华君的才智和精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此规模宏大的运作，如此旷日持久的操办，让他煽乎得劲道十足、高潮迭起，乃至在全国造成不小轰动，多年来实为罕见。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著名的｜“儒学大师”郑家栋，利用自己经常出国讲学的便利，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帮助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去年6月被刑拘，日前，法院以骗取出境证件罪，终审判处郑家栋有期徒刑2年。此事在儒学界乃至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个人修养、品行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儒学大师”郑家栋却言行不一，还犯了法，为此，儒学界遭到了许多抨击，一年来，争论不休，热度不减。很多人认为，“郑家栋事件”凸显了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挫折，一个现实困境。儒家学派的人士和组织则纷纷发表声明，认为“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人归人，学归学。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郑家栋事件，如何看待儒家学说？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最近读到朋友给我传来的、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11月9日的高山杉先生的大作《“错位”之错位》，该文对我的近著《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和《实践唯物论新解》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我在两本书中关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活剥”一说而来，但得出的结论却吓人得很：“一个连‘表面的、零星的’问题都谈不对的人，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会真实而有效地‘深入开展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呢？”大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势。故本文试图对高先生的批评作一点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