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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刊》上连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思想》，首次向中国人全面介绍康德哲学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康德哲学不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波涛中，在30—4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以及在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都从来没有被长期冷落过，而是周期性地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尤其在今天，当我们真正面向世界与国外的学术思潮进行交流和切磋时，我们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之下，康德哲学是一个思想的储水闸门，各种思想都从那里喷涌而出。但中国思想界的浮躁也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一百年来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是浅尝辄止，未能入其门户。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发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惊世之言以来，人们以为国人对康德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不料随即大家都一窝蜂地拥向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如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却把康德和古典哲学撇在一边，直到经过20年的辗转遍历了西方各种时髦之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关注这些新思想在古典哲学中的根源，康德的地位又突然一下子显赫起来。

本世纪初，当康德的名字刚刚为我国学术界所知悉之际，欧洲大陆正悄悄地兴起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就是以胡塞尔为开创者和主要代表的“现象学运动”。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两次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人类在一百五十年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胡塞尔逝世1938年）拥有这两位巨匠，是时代的幸运。而这两位哲学大师的思想又是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他们各自创造性的建构及所造成的颠覆性的后果，简直可以看作同一个思想的继续发展，至少也是隔代遗传。

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安倍能成（日）

我十分赞同宫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设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我认为，这决不意味着宫先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来研究中国哲学，恰好相反，宫先生此文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也是真正有成效、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观比较的一个实例。他不是单纯的史料比较、为比较而比较，而是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包括对“物质”、“精神”、“唯物”、“唯心”这些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的分析，在比较中突显出中国哲学本身内在的文化特质，启示了中国哲学史应有的独特的方法论道路。为此，我特向学术界推荐宫先生这篇文章，以及由此而开始的其关于中国哲学史新探的系列论文，以期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对这种治学态度的讨论和重视，以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时代。

从命运观、生死观、不朽观三个不同层次中，可以看到中西传统人生观的两大根本差别：一是西方人立足于个性看待人生，中国人则立足于社会关系看待人生二是西方人力求以超越的眼光寻求人生彼岸的终极关怀，中国人则始终着眼于现实世界。看重世俗的历史关怀。

期盼已久的黑格尔的最后一部尚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精神哲学》的中译本，日前已由著名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先生由德文译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构成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哲学全书》的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中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内容最丰富、人文气息最浓厚的部分，因为它直接讨论的是人的世界和人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