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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并顺理成章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应追溯到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黑格尔美学。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美学界长期以来对黑格尔美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说是汗牛充栋的成果，但仍然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我们探讨。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些散见于各处的、类似于警句格言的美学思想的表述，究竟隐含着在黑格尔哲学氛围中怎样一些深厚的背景含义，这不通过对黑格尔美学的内在精神作一种更加细致的探幽发微，是不可能完全揭示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美学进入了消沉阶段。美学热骤然降温，读者的兴趣转移到了文化、宗教和国学等方面；美学界也从高层次的理论探讨跌落到传统的一味妙悟、欣赏和评点。学者们普遍厌倦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体系的建造，更热衷于一些实证和实用的技术分析和技术处理。当人们在90年代打出“反美学”的旗号时，这只不过是首肯了中国当代美学正在走向消亡的事实。

易中天先生的《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走向“新实践美学”》一文，不仅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打出了“新实践美学”的旗号。相对于那些固守实践美学或对实践美学态度暧昧不明的人而言，这种观点可能更值得注意，也更有商榷的价值。易文不满意“旧实践美学”（即李泽厚代表的实践美学）的客观论和决定论，认为它“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通过对实践美学的修正，重新确立实践范畴的核心地位，即以“新实践美学”取代实践美学，并抵挡“后实践美学”的崛起，这种企图却不可能实现。

旧实践美学终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实践范畴的使用失当。既然“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那么，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只能是劳动。劳动使人获得了一种心理能力，即通过确证感的体验，在一个属人的对象上确证自己的属人本质。这就是审美。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的确证感就是美感。为美感所确证的美，也就是能够确证人是人的东西。这就是“新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审美本质确证说”。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会冲和融合，不仅大量西方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涌入了我国，使国人大开眼界，而且本民族悠久的传统也在外来思想的冲刷下大放光彩，获得了其不同凡响的价值和明确的自觉。然而，也正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又是极其庞杂、混乱和不成体系的，各种来源不同、背景不同、内涵不同的观念都在同一名称下混然杂处，而同一思想往往又换上不同的新名词、新面貌被反复申述。当人们自以为已走过了遥远的路途时，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又鬼打墙似的转回了原地。只不过当我们从这个原点再度出发前行时，也必然要带上以前不曾有过的装备，因而有可能展示新的前途；然而其前提是：要对前此的行程作一番认真的反省，才不致于劳而无功、原地踏步。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是天人相分。但严格说来，这种区分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传统中，天人相分得厉害的并不少见，如荀子强调“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等等，在远古时代，征服者民族甚至还强令被征服民族“绝地天通”、完全服从世俗统治者的支配。不过，说中国传统大体说来具有一种天人之间的“合”的倾向，这似乎还是不错的，所谓“分久必合”的确是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