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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肖传国花10万元雇凶“教训”方舟子一事近期令国人大感惊异，人们纷纷谴责肖某人身为国家顶尖级科学家，竟能干出这等下三滥的卑鄙勾当来，实属道德败坏之极；还有人劝肖某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令人捧腹。其实高层次的精英人士偶尔干出人所不齿的事来，在这个世界上本也并不稀罕，如某某大主教性侵犯幼童，某某总统的第三者绯闻，这些事都属于人性的劣根性，与当事者是不是精英无关。至千台湾“立法委员”会场斗殴、打群架，则恐怕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下层，一帮下层社会的代表采取他们自已惯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倒也不足为奇。然而，为什么一位如此资深的学者、院士候选人，做什么不好，非要采取这样一种街头小混混的报复手段？而且，即使方某人断了他的院士路，他不是还有多项耀眼的头衔光环绕身，高居于一般大众之上吗？谁敢瞧不起他半点？犯得着一锤子自毁前程？这下可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一辈子的名节全完了，自己还要进监牢。想出这种馈主意来，这人不是脑子进了水，就是板砖拍昏了头。

近年来，“山寨”一词颇为流行，其含义似乎也无所不包。举凡一切模仿、假冒、跟风、复制、借代的事或物，均可冠之以“山寨”或“山寨版”。从山寨手机、山寨软件、山寨红歌、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鸟巢到山寨诺贝尔奖，往往带有嘲弄或自嘲的成分，假装欺骗，实为恶搞。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国式的幽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看就懂，并且兴致勃勃地跟着起哄，情不自禁地加入这场“狂欢”之中。不过，山寨的前提是，有可供山寨的样本和原型，然后人们纷纷在这一原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变形、扭曲甚至解构，千是皆大欢喜：这些神圣庄严的偶像原来不过如此！这其实暴露出了山寨作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乏，他们除了亵渎和贬损已经存在的典范之外，自己并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典范来，反而透露了对旧的典范的某种艳羡和嫉妒。

在《书屋》今年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改造自己“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让自己主动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国家政治风向的不归路，许多“没有改造好”的亦即还保有一丁点启蒙思想残余的文化人惨遭整肃，却还心悦诚服，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剑子手的帮凶。这一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这就是“顾大局、识大体”，而大局和大体无非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在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中，最能够体现摩罗所谓“中国站起来”的恰好是“文革”时代，我们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叫板，并以“拯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受压迫人民”为己任。虽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的，但在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热昏的呓语而已。

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经验”的一种概括。我曾认为，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出来，靠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低廉血汗而创造出GDP的奇迹时，一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种成就归功于相关部门的“英明决策”，并为之总结出一套“模式”来。“中国模式”的提出，无非表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献媚的机会而已。但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三十年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谈到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有的是“野蛮的儿童”，有的是“早熟的儿童”，希腊人则是“正常的儿童”。当时很自然地就把我们中华民族归入了“早熟的儿童”。后来听说张光直先生把中华文明“正名”为正常的文明，希腊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特例”，这是把早熟当正常了，当然也就会把正常视为另类，就像中国的父亲喜欢把儿子正常的调皮捣蛋骂作“孽种”一样。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正不正常，反正早熟是事实。但马克思没有提到，早熟的一个后果就是永远长不大。就像乡下人叫做“耿古佬”、“千年矮”的那种发育不良的人，很早就娶妻生子了，一直保持十一二岁儿童的个子，却满脸的皱纹。这种人我们下放时见得不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据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不过，身体上的早熟和幼稚只是心灵上早熟和幼稚的一个象征。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奥运速滑冠军周洋答记者问，充分暴露了潜规则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无处不在。据说周洋在获得冠军后第一次答记者问，说是她最想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希望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于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在全国政协讨论教育问题时就不点名地批评她，说运动员取得成绩应该先感谢国家，怎么能先感谢父母？并认为，这说明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的关注。这话说得非常典型，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标本。它说明潜规则早已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心中自明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