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近读潘能贝格（Wolfhart Pannenberg，l928—）的《神学与哲学》一书（1996年出版，中文版由李秋零译出，道风书社2006年版），为我的上述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说：“现实的东西总的来说，超出了我们的理性的把握能力和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因而宗教和理性必然能够彼此结盟，尽管理性是宗教传统要求的启示的标准。”（第180页）当我们面对超出我们理性的把握能力的对象时，我们必然会同时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努力想要把握它，认识它，探索它，将它据为己有；另一种是被它所震撼、所吸引，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惊异。而当这种惊异达到最高层次，即对宇宙整体的奇妙感到惊异时，这里就不仅包含哲学的起源，而且埋藏着真正宗教的起源了。

在评论90年代那些小说时，你在许多地方都论及童心、童真或孩童的心态。的确，比起西方人，一般而言中国人在形象及言行上似乎都不够成熟。但我只有这种感觉，而不能洞悉其因。是因为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家庭及社会所强调的长幼尊卑之序使个人没有机会发展独立个性吗？还是儒道哲学都强调赤子之心的重要？在看你的书时我突然顿悟人在现实中似乎永无法回到小孩子时那种童真。演戏、作秀、戴上面具似乎是人永难摆脱的一种存在状态。但一个正直的人与一个口是心非、满口谎言的政客仍有不同，一个虔诚的教徒与一个神棍仍有不同。我们如何在原则上区分这两类人呢？把孩童当作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当然是种隐喻，问题是搞清楚究竟在哪些方面孩童具有理想存在状态的特征。不只是儒道，甚至耶稣、托尔斯泰、尼采、李贽都喜欢把孩童当作理想状态的隐喻，但他们所讲的是同一回事吗？

我接触韦先生的古典哲学译述，特别是康德哲学译述，是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80年代初，我为了完成“德国古典哲学”这门专题课程，以及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曾先后读了韦先生翻译的康蒲·斯密所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下卷）。记得当时读斯密那本书时，我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那是我们系资料室最厚的一本书，纸张很差，黄中带黑，看得人头昏眼花。最要命的是书中的文章风格，句子断断续续，联系似有若无，意思迷离恍惚，倒装句、从属句特别多。每天读着读着，眼皮就打起架来，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中午睡午觉的习惯。啃完全书，脑子里一锅粥，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这些年，常听一些文化人在向社会、也向其他文化人大声疾呼，说是整个社会都在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要“顶住”，要“坚持人文理想”。给人的感觉，就像深秋时节最后几片树叶在寒风中飘飘欲坠，挺惨的。

现在情况应当有了极大的改观，因为一种民间的、青少年自己创造出来的网络语言和文字悄悄地侵入了现代汉语的神圣的地盘，大有与官方语言分庭抗礼之势。这种网络语言通常是随着个人电脑和网吧的普及而在“聊天室”之类的场合形成起来的，它的前身就是在市民社会、学生青年、工厂小伙之间及营业员和售票员口里的日常闲言杂语，它不需要任何文化积淀和语言修养，只需要伶牙俐齿和头脑机敏。

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有三部是已发表的单篇论文的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