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贯穿人生与现实
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
论中西形而上学语言的自否定向“语言学之后”生成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论宋明理学形而上学的解构
二程和朱熹的理学作为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中国最后一个道德形而上学，但从它开始建立起就遭到了逐步解构的命运。先是在鹅湖之会上朱熹被陆九渊兄弟质疑，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又遭到彻底的颠覆，整个理学都被心学所取代。之所以如此，乃因理学家从道家哲学中吸收的“模型论”虽然以自然天道的象征为儒家心性论提供了“道问学”的理论根据，但毕竟与孔孟道统的“尊德性”之“诚”有分离倾向，以致抵挡不了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凌厉攻势而败下阵来。到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通过反思整个宋明理学的得失而取消了天理人欲的分离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界限，最终在颜元和戴震的“实学”中成为经世济用的治国方略，下降为庄子所瞧不起的“末学”或“俗学”，彻底失去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兴趣。
［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从康德到第三形而上学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可从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桥梁”提升为第三种形而上学，即审美的形而上学，它才是前两种形而上学的根。这原本也是康德文本中可能隐含的意思，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只是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和“存在论”，审美在这种意义上只能是“桥梁”，但审美形而上学是超越存在论的“语言学之后”，它从诗性和隐喻结构来看待语言的本质，并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提供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按照黑格尔的思路将康德美学引上了一种动态的诠释学本体论，虽然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但由于受到传统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仍然未能上升到“语言学之后”的视野。这种非存在论的或超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只有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中才找到了支持，但后者由于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而同样未能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第三形而上学则是经过对西方“物理学之后”和中国“伦理学之后”加以综合而超越双方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形而上学设想。
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人类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涉及人猿之别。动物只是简单地进化、适应环境，人则能够改造环境，甚至创造环境。这种创造力不能归结为偶然的灵感，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否定，最早就是为了携带劳动工具而毅然改爬行为直立行走，导致了手脚分工以及人的整个身体形态的改变。这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而是具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历史活动。人由于把工具“当作”自己的肢体甚至另一个“我”，因而形成了自我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的创造力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凭借“有意识的自欺”而使劳动具有了语言性，从身体语言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并使语言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自由之家”。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语言的诗性结构、即隐喻的“自否定”结构，因此，最本源的创造力就在于语言的诗性或艺术性，它是科学语言和道德语言的根，也是克服现代人工智能的异化性的唯一途径。
张炜：野地的迷惘
1992年，张炜完成了他的《九月寓言》。他在该书的后记“融人野地”中写道：“城市是一片被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第341页）。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已在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顾城那里多次看到过儿乎完全相同的说法（在这里，时间上的先后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说，除个别作家外，90年代一切纯文学多少都是“寻根文学”。人们说当代文学的特点是多元并存、流派纷呈，甚至无法归类。但我要说，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便是寻根：寻回失落的童年，寻回远古的回忆，寻回数千年无变化的“原生态”，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这是当代作家们得以施展手脚的唯一话题，也是对他们的致命的束缚。荀有冲破这一束缚者，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功臣。但这实在是太难了，非强怒善战之士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