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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的却是外国哲学，这里头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蹊跷。记得70年代末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许多同事和熟人都来问我：你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专业？有人表示“理解”说，冷门嘛，成功率高。我当时只是笑笑，无法作出解释。其实那时我自学西方哲学已有十年工夫了，至于我为什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我已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一文中谈过了。在本文中，我主要想谈谈我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申林先生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发表了《对海德格尔的误读》一文（以下简称“申文”，引文只注页码），针对我的《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见《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进行了一种纯粹学理的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态度严肃，是值得提倡和钦敬的。现在的问题是，申先生对我的三点批评是否击中了要害，以及他对海德格尔的辩护是否成功？本文想就此与申先生再作探讨，并就教于国内众多的“海学”研究专家。

西方哲学东渐以来的这一百年，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从来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就是一百年来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倾全力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不少人长期留洋，“学贯中西”，但至今未能把西方哲学消化掉，使之成为得到西方人承认的中国本土的哲学。像当年玄奘在印度取得真经，在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举办几十万人的全印度“无遮大会”，讲经十八日无人敢于应对的盛况，在今天只不过是美好的回忆而已。考虑到现代国际交往和思想学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利万倍的情况，中西哲学在今天的疏离和对立就更加发人深思。

本文对康德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澄清，指出康德表面上是从形式逻辑的判断机能中引出先验逻辑的诸范畴，实际上却是以先验逻辑的范畴为形式逻辑的诸判断形式奠基，从而使形式逻辑建立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上而“认识论化”了。文章最后结合康德先验逻辑的古代思想渊源和后世影响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初步的定位。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曾编辑出版了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分为六卷：《古希腊罗马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在二十余年的动荡岁月里，这套书给那些悄悄地关心学问和探讨人类命运的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八十年代初，与这套书重版的同时，他们又编译了一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这两种书堪称新时期以来青年学者学习及学术界研究西方哲学史最基本的原著材料，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最近，北大哲学系准备重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以适应十多年来发展着的形势，于12月1日至5日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部分高校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学术研讨会，就该课题的选题、编排、指导思想、难易标准和翻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与会者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的18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