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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讲方法论的最后一讲。这次要讲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原来发表过一篇《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八大文化错位》，那是在2001年的《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后来又加了两个文化错位，加了有两千多字吧，所以就把它整理成一个十大文化错位，成为在2002年武大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世界哲学》2002年的增刊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的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博士（LeopoldLeeb）看到了，十分欣赏，征得我的同意把它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德文杂志《今日中国》2003年第22卷上。这篇文章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省我们中国一百年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引进西方文化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哲学。我们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文化错位。这里列举了十个方面的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子，试图要厘清我们在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读。我认为如果把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清除了，对我们今后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局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因为这十个方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地阻碍我们对西方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今天的方法论课我给大家谈一谈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这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缘起是2004年，我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出齐了，而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有的人就说，你能不能谈一点这个翻译过程中的体会，有些什么感想，有些什么翻译方面的经验，或者教训？我想了一下，就写了这篇文章，“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主题就是“让哲学说汉语”，这样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像我这样的理解还没有人提出。

我们下面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这也是发表在1995年《场与有》的第二辑上的一篇文章。《场与有》这个辑刊是由美国学者唐力权先生资助，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不定期刊物。唐力权先生从中国的《易经》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结合中，产生了他自己的“场有哲学”。他把“场”和“有”，利用现代物理学的“场”的概念，和哲学中的“有”也就是“存在”、being的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了他的“权能场有”的概念。权能就是Power，他认为从《周易》的思想里面可以引出现代的“场”和“能”以及怀特海的过程。他这些想法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一些搞中国哲学的，特别是一些搞自然科学的学者都纷纷表示这种视角和取向值得肯定，而且与国内一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想法相吻合。比如说罗嘉昌，他本来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对哲学很关注，他就提出了一种“关系实在论”。

中国传统正义观除了昙花一现的墨家外，主要是儒家对“义”（義）的宣扬和阐释，它相对于“仁”更偏重外在的制度设计，但其根源在于内心情感上的“合宜”，是立足于自然亲情之上的天经地义的等级关系（礼）。与此相对照，古希腊的“正义”（dike）的特点，一是强调公平或一视同仁；二是强调对不公平的惩罚，不徇私情；三是在人间正义和神的正义之间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使人间正义带上了神圣性，并承认从神圣正义的高度可以对人间正义的不足进行批判或纠正；四是由理性所建立起来的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理治”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特点为西方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传统的“义”的思想的根本区别。

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思考，然后就进入一个对西方最新思潮“追新赶后”的时期，直到本世纪，这一问题才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做整体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三大优势，即在康德哲学方面：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保守主义的超验理想；在黑格尔哲学方面：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现实感、作为自由逻辑的三统一辩证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的全面洞察。他们各自的优势就是对方的劣势，可以形成互补，而且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