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就是那些在聚会中或餐桌上侃得昏天黑地的朋友，当单独与我面对时却往往默默无语，甚至有时需要找话来打发尴尬的时光。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我这个人性格太无味，还是话语本身只配编织一张平面的网，而不适合于两个人私下的心灵交流。近读陈家琪《话语的真相》，忽然心中一动，感到问题似乎有了某种答案，并回忆起十年前读《浪漫与幽默》时的怪异感：那里面既没有浪漫，也没有幽默，有的只是沉重。家琪兄的解释是：“1986年左右，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最先着手剥离的就是真实与真诚，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那时已把过去的真诚等同于一种浪漫情怀，同时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又不得不以幽默来为自己开脱，设法使自我达到一种和解，否则人可真疯了不可。”太妙了！原来，“侃大山”是在“为自己开脱”，而尴尬和沉默倒是“话语的真相”！“幽默是当人实在想不下去时所可能拥有的人性的唯一表现形式。”

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学者，通常离不开他个人的人品，讲究“文如其人”、“道德即文章”，言传身教、表里如一。一个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不因人废言者，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一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全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至少总得“为尊者讳”，或将其缺点视为“小节”，才能大体上马虎得过去。叫别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老夫子自己却娶了两个小老婆，但据说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尽孝心，堪称天下伪君子的楷模，却并没有败坏儒家后学们的理论胃口。然而，在读西方哲人的作品时，我们时常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往往由于和他们本人的行状对不上号而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之所以对别尔嘉耶夫感兴趣，仅仅是因为曾读到过一篇介绍文章，其中谈到他的这个观点：如果你没有信仰，那么你就得自己去寻求。这与我自己曾表述过的思想不谋而合：信仰，或人生的信念，不是现成的（凡现成的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使它有意义；但更糟的是，如果你从未感到过生活的无意义，那你就根本不会想到为它去寻求意义，或赋予它以自己的意义，就注定会毫无意义地过一辈子了。我理解，这种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本身，就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

什么是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university在西方中世纪是指研究事物本质或“事物的一般概念”的机构，最初由教会掌握，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只有研究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的知识的学校，才配得上称之为教授universal的知识、即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学校，也才配叫做“大学”（University）。但教会机构在学术方面要听神学学者和教授们的，所以大学对于教会和世俗政权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形成了自治的传统。

哲学和艺术在历史上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如同分析者和歇斯底里者的关系。如我们所知，歇斯底里者去找分析者，对他说：“从我的嘴里说出真理，我在这里，而你，有知识的你，告诉我我是谁。”可想而知，无论分析者的专业的、敏锐的回答是什么，歇斯底里者都会让他知道，那样的回答还不算完事，她的在这里逃脱了偶然，一切还得重新开始，想要讨好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一来她就把控制权拿在了手里，她就成了大师的主人。与此完全一样的是，艺术一直就在那儿，一直在向思想者提出“她是谁”这个无声的、捉摸不定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却由于她的持续的创造天赋和变幻莫测而对于哲学家关于她所说的一切感到失望。

十多年前，我在《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中曾对莫言的《丰乳肥臀》有过一章评论，当时他这本书刚刚开禁。我的评论把他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称他为“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说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但对他也有批评。我认为“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但他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着手去完成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