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下午好！今天非常有幸到我的故乡——长沙来谈谈我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刚才这个电视台跟我搞了一个专访，谈到我对湖南的印象，过去十年的印象和未来十年的预期。过去十年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湖南人在这十年充分显示出了湖南人的一种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这是湖南人历来的一种特性。那么未来十年，我想通过这次讲座如此热情的邀请，我感觉到湖南人开始超出以往给人的那种印象，就是湖南人喜欢搞“俗”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但是今天要讲的是比较带有思想性的内容，所以我对湖南未来十年的发展，我的预期就是希望能够在思想性和通俗性这两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今天讲的，当然是谈不上很高雅、很高深的东西，但是也是带有思想性的东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同时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也紧密相联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讲座题目上面表现出来的，“我们时代的生与死，爱与惧”。这四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你要谈深可以谈得非常深，因为这都是可以当做哲学话题来做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写一本一本的书。哲学著作，几乎是很少有人看得懂的，但是它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哪怕是普通老百姓，每天生活的问题、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是这几点。

很荣幸能够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个人的一点儿心得体会。因为我是做哲学的，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把自己对哲学的一些理解跟大家讲一讲。讲的题目叫做“哲学启蒙”，其实最初我的想法是说，想用一种比较大众化的通俗的语言把真正的哲学是什么跟大家谈一谈。原来我拟的题目是“跟大一的学生讲哲学”，但是后来考虑到在座的不一定都是大一的学生，所以把题目改了一下。但是基本精神还是一样的。就是哲学这个东西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挺陌生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哲学？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这段经历说简单很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就是在一片狂热之后，冷静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谁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当时大家纷纷想到的是要谋生，学一门手艺，比如说学木匠的有，学裁缝的有，学泥瓦匠的有，学电机的也有，要学一门技术，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至少自己能够维持生活。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学，我就是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的农活，完全是干农活。为什么当时就没有考虑到像别人一样去学一门技术，而是想到要看书呢？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为什么想到要学哲学，而且紧紧地抱住不放，我想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某种境遇有点儿关系。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是我近两三年来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十几次讲演。之所以取名为“哲学与生命”，是因为我对我的哲学思考的一种看法，即我的哲学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与我对生命的思考，乃至于我本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密切的甚至是同一性的关系。自从四十年前，当我最初决心自学哲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生命视为一种哲学的生命了，也就是说，从此我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要围绕着哲学思考而旋转，我就是为哲学而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中所涉及的面如此地广泛，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文化比较、企业文化、教育问题、文学问题、女性问题、翻译问题、思维方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哲学问题。哲学不是一门“专业”，哲学是全部生活。

王炯华老师长我九岁，说起来应该属于我的前辈，但我内心总把他当兄长看。近读他为我现在供职的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的创办人朱九思先生所写的传记，颇有感慨。该传记有年近百岁的李锐老和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序，对九思先生办教育的成就已经作了中肯的评价。我在此只想以一个晚辈的眼光，谈谈我对九思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理解，试图在革命年代和当今的改革时代之间做一种沟通，以便对我们这个民族近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历过的沧桑有一个大致贯通的理解。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就是那些在聚会中或餐桌上侃得昏天黑地的朋友，当单独与我面对时却往往默默无语，甚至有时需要找话来打发尴尬的时光。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我这个人性格太无味，还是话语本身只配编织一张平面的网，而不适合于两个人私下的心灵交流。近读陈家琪《话语的真相》，忽然心中一动，感到问题似乎有了某种答案，并回忆起十年前读《浪漫与幽默》时的怪异感：那里面既没有浪漫，也没有幽默，有的只是沉重。家琪兄的解释是：“1986年左右，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最先着手剥离的就是真实与真诚，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那时已把过去的真诚等同于一种浪漫情怀，同时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又不得不以幽默来为自己开脱，设法使自我达到一种和解，否则人可真疯了不可。”太妙了！原来，“侃大山”是在“为自己开脱”，而尴尬和沉默倒是“话语的真相”！“幽默是当人实在想不下去时所可能拥有的人性的唯一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