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不反对，但是弘扬的首要的方式就是批判，所以，我提出，我们只有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展传统文化，或者说才能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取“我们为什么没有超越性的信仰？”这个题目，换言之，也即“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多少年都在纠缠地想这个问题。

今天讲的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的一种反思。在这方面跟大家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的母亲经常和我提到，我长到四岁还不会说话，要表达一个意思，只能用手比划，曾被托儿所退回来过。五岁进幼儿园，七岁上小学，还是不太会说，尤其在正式场合发个言什么的，都要脸红。十六岁那年下乡当知青，和农民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阴阳官”，意思是我一般不说话，一说就是一语双关，阴阳莫辨，甚至暗藏机锋，常常让听者开怀一笑。总地来看，我仍然不爱说，甚至不爱集体活动，包括集体排节目、集体唱歌，能够回避的我尽量回避。当然，多年的知青生活也改变了我，我后来也能够体会到大家在一起尽情高歌的乐趣了，特别是当我们自发地分成多声部合唱那些外国名歌的时候，真是令人陶醉。但长篇大论的演讲素来不是我的所长，我很羡慕那些口才出众的朋友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我总是充当忠实的听众，而我自己是连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讲不好的。

僧肇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转向，即对老庄和玄学家们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从新的立场上作了重释，不再是简单地以道解佛，而是反过来以佛解道。在《不真空论》中僧肇与印度哲学思想的真正对接是，将“有生于无”这一老庄形而上学模型认识论化、“唯识化”。僧肇的“非有非无”作为佛家“第一真谛”是以“无”解“空”，但由于将“无”引申为“不真”，这就不但偏离了道家形而上学的实践性的“无”（“无为”），而且也未能走进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无”（“非存在”），而是引向了佛家信仰的真谛（“不真即空”）。《物不迁论》谈动静关系，他将“生生之谓易”的万物变化流动归结为“俗谛”，只有将其与万物静而不迁的“真谛”加以合观，才有可能追寻到后面的“第一真谛”即涅槃。在《般若无知论》中所谈的“知和无知”的问题也是老庄哲学的热门问题，只不过庄子讨论知和无知主要不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讲的，而只是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僧肇却将庄子的观点扭转到对世界的终极认识方法上，无知之知比无为而为更重要，也更根本。

朱熹是中国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他之后，陆王及其后继者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形而上学的因素，但已不再有真正的形而上学冲动了。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道学最典型地揭示了儒家伦理哲学一旦提升为“伦理学之后”，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比较完善的理论构架，但也暴露了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来。本文将考察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在有与无、知与行、言与意这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上的异同，并将这种比较深入到具体的中西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