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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苦药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1787年再版时作了很大的修改,以后出版多为两版对照本,同时注明A、B两版页码。全书除两版序言和一个总导言外,分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两部分,前一部分占全书大多数篇幅,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先验逻辑”又分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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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8日,陈先生最后一次转院到地质职工医院结核病房。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的病可以好转还抱有充分的信心。1992年10月在省人民医院,陪伴他的大女儿宣真有次问他有哪儿不舒服,他说有些憋气,但马上又安慰女儿:“不必那么紧张,我会回去的,还有工作未做完,还有一本书要写。”当医生提出要行割管术抢救时,他还自信地说:“不必要,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果然度过了险关。1993年1月同济医院的医生还对他说:“你可以活到80岁”,后来在武大医院病情又趋于平稳。他到地质医院的最初一段时间,虽然心情不太愉快,但决不认为自己的病已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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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实证的基督教”的抨击是够猛烈的,有时简直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分明揭示了欧洲近代基督教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的虚伪性,几乎是对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心理根源的某种预示。但康德决不是要彻底摧毁基督教,而是要深化它,使它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关怀的真正根据。在本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日益深刻的对立和分裂已惊心动魄地展示在世人眼前的情况下,现代人势必越来越重视康德两百年前为人类宗教需求所制定的那些理性原则,而不是因其年代久远而对它不屑一顾。因为一个不再需要宗教依托的时代,客观上只有当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与他人重新恢复其本源的一致性而扬弃了异化和分裂时,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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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张远山的“反乌托邦”长篇寓言小说《通天塔》的哲学寓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作品的主人公为了救世而建通天塔,为了救人类而毁灭人类,但终于经由庄子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返回世俗生活的醉生梦死。通天塔的倒塌象征着人类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疯狂和梦幻,既无法得救,也不能毁灭,而只有退化和失误,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沉重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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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下半年完稿的《突围表演》,是残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残雪首次真正把人生变成了艺术,把艺术变成了人生。艺术和人生的融洽无间,在其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纯熟程度。在这里,她既是作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家;而在她同时成为这三者的时候,她甚至不需作特别的说明。她抛开了《黄泥街》中那个外在于内容的叙述者“我”,也放弃了《苍老的浮云》中将虚汝华与自己相区别的客观描述(虽然虚汝华带有残雪本人的浓重的影子),她现在直接就是“X女士”,就是《天堂里的对话》中的“我”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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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赵林这本书的主流倾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于西方文明的演进了。但他一方面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传统的资源绝不能一成不变地从古代拿过来,而是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231页)他似乎没有发现这两条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即:所谓“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当然只能是“从古代拿过来”的,是未经“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反之,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传统资源已经不再只是“资源”,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动力不可能来自这个传统资源本身,而只能是来自于当代改变了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的改变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导致的。所以,“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只是置身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外的一种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的设计和策略。但只要我们投身于这个发展进程之中,我们便会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不是搞什么人为的“嫁接”,而是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探讨西方精神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标准来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实生活的、过时了的诸多要素。只有这种批判,才真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最终的结果也许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一个杂交品种,但这不是目的,而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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