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赵林这本书的主流倾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于西方文明的演进了。但他一方面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传统的资源绝不能一成不变地从古代拿过来,而是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231页)他似乎没有发现这两条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即:所谓“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当然只能是“从古代拿过来”的,是未经“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反之,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传统资源已经不再只是“资源”,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动力不可能来自这个传统资源本身,而只能是来自于当代改变了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的改变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导致的。所以,“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只是置身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外的一种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的设计和策略。但只要我们投身于这个发展进程之中,我们便会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不是搞什么人为的“嫁接”,而是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探讨西方精神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标准来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实生活的、过时了的诸多要素。只有这种批判,才真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最终的结果也许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一个杂交品种,但这不是目的,而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