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石砩先生的《为“大孔子学说”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一文，针对我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和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拜读石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该文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尽管我的文章中谈“理论”的部分比谈“情感”的部分要多将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却仍然只抓住情感来做文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石先生指责我在批评胡先生和“新保守主义”时“并没有恪守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和尺度，相反带有过分强烈的情绪色彩”，并主张对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这的确令人高兴并寄予希望。但读完石文，我丝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表现在什么地方，无非还是用一种情感去辩护一种情感，反对另一种情感罢了。

对邓晓芒—吴疆论辩的解读与分析发现，论辩主题“反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理论上均基于语言意义的语义或元语义维度。以此为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哲学本质上并不完全蔑视和排斥语言学或偏爱超语言的隐喻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蔑视和拒斥语义学（包括元语义学）的传统。论证表明，在“道”与“名”关系层面，这一传统表现为强调“道”相对于“名”的不可言说性；在名实（言意）关系层面，该传统表现为重实、意，而轻名、言；在禅宗机缘性会话中，它表现为偏重活句，而轻视、拒斥死句。这一传统的后果是作为哲学基本维度的语义学在中国哲学中始终处于弱势，甚至缺失。

话题源自这样一个问题，即何谓历史？在常人的眼中，历史学家都是研究故纸堆的，过去了的事情，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当今现实。所以历史往往被人们视为史料的堆积、记忆的碎片，虽然有助于人们获得某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却很少有人吸取这种教训，因为人人知道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再多的教训也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再试一次”的渴望。在这种理解之下，以往的历史毫无意义，或者顶多有点修辞学上的意义，为了说明今天的某事，而拿历史上的某事来比附说事，这就是“影射史学”。于是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你想要怎么说她就怎么说她，她永远不会说话和提出抗议。因为历史基本上被看作“死人的王国”，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表面化的观点，随着人类历史自我意识的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了。自从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还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在向历史的内在本质深入，并启发今天的人们把历史理解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必要重新来问这个问题：何谓历史？

我的这一估计是建立在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这个大环境的总体趋势上的。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国文学的前景是走向世界或“世界化”了。我们当然只能以民族化的方式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并不错。其实最西方化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还是民族化的，我们因此也可以倒过来说：越是世界化了的才越是真正民族化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自以为对“民族化”懂得很多，而对“世界化”则感到不可理喻（如诺贝尔奖老是不承认我们）。我相信，随着21世纪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的民族，这些问题迟早会变得不再是问题的吧。

所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抛弃过去一个长时期中由政治口号和道德说教伪装起来的虚假人格，而力求从自己内心去发现自我、真我，力求真实地、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追溯新时期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条不断向作家自身灵魂深处进行探索和挖掘的艰难道路：从“伤痕文学”的愤激的控诉到“反思文学”冷静地向内转，从“朦胧诗”独抒性灵式的心绪迷茫到“寻根文学”远距离的原始回归，从现代派和先锋小说的烦躁不安，直到“痞子文学”游戏人生式的大彻大悟和“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平常心”，都是新时期作家这一心路历程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总的说来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并且越到后来，便越是清晰地显露出作家的内在灵魂。

当尼采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很少注意到，他说出来的是一句双关语，即：不死的上帝已死，有死的上帝诞生了。这个新上帝就是艺术家，卑微的、受难的、遭人唾弃的但又受人崇拜的艺术家。说艺术家成了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比说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贴切得多。在从前，宗教支配着人的艺术精神，而今是艺术在锻造着人的信仰。这件事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起了巨大的震荡，使西方人的宗教精神中涌进了一股非同凡响的、令人起恐慌的狂潮。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在向世人宣讲新的福音；艺术家以自己的真诚，在演示着真正的“道成肉身”。艺术家背负着自己孤独的十字架，到处寻找自己所向往的各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