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既是体验，它当然就是个人的，是我的体验。如果它也成为别人的体验，那对我只是巧合，并正因为这么“巧”才给我带来狂喜。这种巧合，是我终其一生都在期待的，但我知道这终归是幻觉，我唯一能够抓住的是我此时、此刻、当下的体验。我既不知道我的明天，也已经不认识、不理解我的昨天，这使我根本无法建立起“人性本善”之类幼稚的或骗人的信条。但我既然总在体验，在努力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抓不住留不下的体验之流，我也就永远不会甘于承认“人性本恶”。我从我的生命之瞬间晕眩中已经看出并相信：人生是艺术，是迷人的、美的、孤芳自赏的艺术，是可怕的、可羞的、难以隐忍的艺术。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夙愿，想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不是写那种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是要从自己的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去展示我们的生存状态。然而，直到我动笔之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如此的艰难。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这本仅十余万字的小书所耗费的时间，累计起来竟有一年多。我曾经几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写这种文字的能力，有时整天地写不出一个字，有时稍觉顺手一点，写出来后又大段大段地删去。这本书完全是挤牙膏似地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近期，共识网推出最新系列栏目——“我要问学者”，旨在加强网站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深度互动。栏目第一期请来了国内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就他最近的反思“知青上山下乡”一文及其他研究成果同共识网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期共识网共征集到121个问题，编辑遴选其中11个问题，供邓先生回答，本文是精选出来的问题以及邓老师的回答。

在前年（2020年）张世英先生、去年（2021年）李泽厚先生两位哲学界前辈相继仙逝之后，今年又接到了我的同龄人、好友和哲学同好张祥龙君猝然离世的噩耗，国内哲学的星空一下子黯淡了不少，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开会，初识祥龙，正是“新启蒙”风头正盛的时期，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研究西方哲学，又对儒家思想如此投入，是怎么想的？”他回答：“经过‘文革’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总该还有些好东西！⋯⋯”当时感觉这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会议间歇时，我和他，加上倪梁康，三人一起去爬会场后面的小山，暗中较劲。我凭借在山区当过十年知青的功底，自然是第一个登顶，祥龙位居第二，梁康第三。喘息之余，三人相视而笑，遂为莫逆。后来在学问上，我和祥龙走了不同的方向，他借海德格尔抬高了儒家和孔夫子的地位，我则继续沿着“新启蒙”的道路一直往深处走，确立了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学术风格。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视为圈内要好的朋友，只要有这一份真诚，观点的分歧就完全不是问题。最近我完成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走向语言学之后》（三卷，120万字，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三卷中和祥龙进行了一番中西哲学的论衡，不料书还未出，斯人已逝，真让人感慨万千！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在知识界、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前两年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目前又趋于消沉了。就象中国各种五花八门的什么“热”一样，似乎仅仅是又一轮的时髦风潮。这种“流水席“看得多了，不觉使人产生一种腻味的感觉，想到是否总还是应当从人们一度如此煞有介事地争论的话题中，生出一些真正深刻、持久的东西来，使它们从舆论界沉淀到学术界和理论界，乃至到形成一种切实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哲学，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我以为，当前时代精神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一种“文化自否定”思潮，它是一切文化保守主义所无法抗拒和阻挡的，因为它植根于当代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并按照黑格尔最先揭示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走着自己的路。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想到为这种时代精神寻求一种哲学上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