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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康德在宗教领域中所发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在于把宗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只承认有“道德的神学”，而批判传统基督教的“神学的道德”。所以，对道德神学的论证就成为康德建立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一块奠基石。但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有三个不同的模式，它们分别表现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本文拟对这三种模式做一个比较，以表明康德的道德神学论证中的层次关系。

二十多年前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何先生的译笔文采有如沐春风之感。后来又读了何先生所译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同样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不过，我在1986年就提出的对“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的说法的异议，在读了此书后仍未改变。近来翻阅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其中关于康德的三篇重头文章皆讨论到“第四批判”，深感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命名问题，而且涉及到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了解。现将意见说出来，就教于何先生和学界同人。

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进行现代解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人学的崭新实质。马克思通过对自然主义人学的批判，对人的本质的现象学还原，对人的本质的意向性结构和主体间性的分析，以及对人一自然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探讨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在本体论上第一次把对人的存在的研究提升到了现象学的层次，而在方法论上又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等人阐发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学思想。我们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社会性与“先验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区别。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力图把康德的宗教哲学，那些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奇怪、难以理解的部分，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一番比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康德这样比较晦涩的话题跟我们拉得更近一些。康德哲学一直到今天在国际上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过去20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也是比较关注的，在海外、在港台也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功底。但是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我们以往都以为它是糟粕，介绍得很少，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康德在宗教哲学方面的一些观点。也涉及到伦理学，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一些见解。

本文批评了新保守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强调新批判主义既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自我忏悔精神，又要超越五四背后的民粹主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分裂和缺乏终极关怀的实用理性的局限。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彻底化，排除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浮躁情绪，而更加冷静和理性化。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中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