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追思张祥龙教授

新京报：在前段时间，我们曾推出《重读康德》的专题，探讨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为哲学家的康德绘制了一幅人类心智与道德的地图，使所有人成为两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在纯粹的精神领域找到自律与他律的坐标，并按照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法则指导自己的生活。整个世界如果孕育在我们自身之中，那么人类的意识中是否存在普遍与超越经验的法则？以追求形式逻辑为特征的哲学家，如何处理经验问题？为此，我们专访哲学家邓晓芒，与他聊了聊康德的哲学精神及其限制。

人工智能是技术的表现。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把技术的本质追溯到它的词源含义即艺术和诗，这也提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本质不能仅从它的强大的数字计算功能来理解，它的工具性和人为性只不过是其本质的一种异化形态，而真正的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去蔽”（图片）和“成己”（Ereignis）。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异化的必然性及其哲学人类学含义，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历史根据。这就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异化现象打开了一扇窗户，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的追问也不再停留于海德格尔式的宗教神秘主义，而是进入了对人类起源的历史现象学分析。基于人的本质即“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及其所蕴含的意识和生命活动的统一，应将人工智能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这两个环节在“人为性”中的统一。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对立和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扬弃这种对立回到人性的完整性是人类不可放弃的永恒的目标。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中国人民大学于2023年5月12——14日举办“理性与自由——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邓晓芒教授在5月13日下午的第四分会场做了题为《黑格尔和康德对待法哲学的两种态度》的视频发言。文章为发言稿。

这是邓老师为他母亲的《永州旧事》（2005年初版）一书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