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哲学教育的误区和前景
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国人一听到”哲学”二字，就以为是指”政治”，而那时的”政治”则和专案组、运动、档案材料、揭发等等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情况已大大改观。许多高校的哲学系已不再顶着”哲学”之名，而改成了”政教系”、”政法系”、”行政管理系”等等。然而，这种脱勾马上又带来了另一种尴尬，这就是”哲学无用论”的盛行。尤其是在实行学费制的这几年，哲学系的每届新生都不得不叫我们这些哲学教授们去给他们做稳定专业思想的工作，因为家长和学生们越来越感到，每年投资数千元来学习这种”毫无用处的”知识实在是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去学一门足以糊口的小本领。
当我听着那些哭红了眼睛的新生陈述自己想要转系的理由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心想我也许正在和大家一起骗人、害人、误人子弟！这种强制性的专业分配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虽然并不否认有少数人也可能由此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也不否认学生们在校四年并不完全是白费，但这种体制所带来的抵触情绪无疑将给他们的学习笼罩上浓重的阴影，是绝对违背哲学本身的自由精神（爱智慧）的。
为了改变或缓和这种矛盾，校方也作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从1994年开始，尝试招收文史哲不分的”人文试验班”学生，每年40名。招进来后，到大三时再根据自己的志愿分科。第一届人文班自择专业的情况十分令人鼓舞，有14人（其中包括成绩最优秀的前几名）自愿选择哲学专业，有的还公开表示自己愿献身于哲学；有的立志要考研究生、博士生。近年来校园里蓬勃开展的人文和哲学讲座也吸引了大批听众，场场爆满。大学生的思想愈是活跃，就愈是感到哲学的崇高、神圣和不可或缺，他们只有在这时才明白，哲学决不是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一幅刻板无味的可憎面目，而是一门教人聪明、使人丰富、予人尊严的学问，它的魅力竟能使人在这个金钱至上盛行的时代抛弃功利的考虑，致力于精神的追求。前年，曾有一位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大三学生要求转到我校哲学系来，宁愿从大一读起。我为他多方联系，办好了这边的接收手续，不料对方人事部门竟执意不放，导致这位想学哲学的学生断然退学，决心重考一次大学（后考取武汉大学计科系）。听说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不罕见。
目前大学哲学教育问题更多的，倒是在教学的内容本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哲学教学形式上作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改革，什么学分制、课堂讨论、辩论赛、社会实践等等，但在内容上却一直规定得很死，有一个时期甚至只许讲已有了”定论”的观点，不许讲”还不成熟的”观点。当然，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这些规定并未真正推行，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了，但这表明许多人的观念还远远跟不上高校哲学教育发展的要求。又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数十年如一日地宣讲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虽然增加了一些时代气氛和新的例证，但基本框架并没变。并不是说一定要变才是好，有些行之有效的东西，我倒主张不要轻易改变它。
现在很多所谓”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那里瞎折腾，哗众取宠。但问题是，高校马哲课数十年来已表明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哲学素质，而是一种可怕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仅毁了一代代学生对哲学的兴趣，而且导致这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样一种思想禁锢不打破，高校哲学教育是没有出路的。另一个内容上的弊病就是对哲学学科的机械割裂，各教研室（马哲、中哲、西哲、美学、逻辑、伦理学、自然辩证法等等）自我封闭，互不相关，教师知识结构单一、狭窄，各哲学门类行业化倾向严重。其实，哲学本身是不能由它所考察的对象来划分的，哲学只有一个，它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真正说来也是不分科目的。
不过，我也不主张目前就把各教研室取消，合并，把专业界限完全打破，汇合成一个笼而统之的”大哲学”。这种”改革”仍然是形式上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问题。像汤用彤先生那样学贯中、西、印的大学者，在今天听来已经像是天方夜谭。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龙头”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是指导，这并不等于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就是当然的各门学科的”头”，也不等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就必定比教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等等的教师要高。但目前这种混淆仍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各二级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不利于哲学领域的全面发展。
再就是管理上的毛病。现在高校中不懂文科教育的人管理文科、制定文科发展规划的情况非常普遍，除了重理轻文导致文科经费严重不足外，更使广大文科教师感到不堪重负的是由科研教学管理部门制定的一套套脱离实际的规章制度和填不尽的表格。这些管理人员用管理机械化养鸡场的方式来管理文科教师。自从办公电脑普及以后，不是用来减轻教师的无用劳动，反而为他们制定大量表格大开方便之门。例如要求哲学各学科都要建立所谓”试题库”的做法就很令教师们反感。哲学怎么可能有”试题库”？想得出这种主意的那个脑子肯定有毛病，据说是为了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好像几十年的教条主义在文科教学中的统治还不够”规范”似的。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在卖力地为文科教育设置障碍、扼杀其活力。当然，对教条主义、文牍主义的这种自然的亲和性并不是他们的主观爱好，而是这个陈旧的体制造成的；他们想到的并不真正是哲学学科的发展，而是应付上级的检查，使一切显得井井有条，看着顺眼，汇报起来方便。目前首先需要使大学人文教育本身（包括教学管理）人文化，要提高管理者的人文素质，转变他们的思想，摆正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位置，真正使管理部门成为教学科研的服务机构，而不是衙门。
总之，高校哲学教育这几年虽有困扰，但也有发展，最主要的是哲学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在悄悄地改变，真正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关怀正在一些学生中滋长，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并不小。学哲学不可能成为”群众运动”，但一个如此古老文明的民族总是会有人对哲学发生兴趣的，只要我们的教育不去扼杀这种兴趣，而是善于引导它、鼓励它，营造一种自由研讨的空气，就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