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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其文字是“非哲学的”，正好可以用来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霸权。他从中文中分析出来的主导因素是象形或“痕迹”，它超越语音特权而集中展示了语言的本质结构即不断地“替补”和“延异”，由此而保持了语言的创造性活力而不被“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所固化和僵化。但德里达未料到，中文这种非本体论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这种无知导致德里达堵塞了打通中西形而上学而进入到更高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的通道。

少一些行政干预，少搞一些“规范化”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取消或减少各类官方评奖、评项目、评各种“点”或“基地”或“学科”，让学术界真正成为一“界”，按自己的学术规则运作，这才有可能让非泡沫的学术焕发生机。

但终究，康德很可能也意识到了他的先验哲学作为一个“先验人类学”体系的失败，而《实用人类学》又满足不了康德哲学的“先验”胃口。一直到他晚年，当他已经只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的时候，他还在耿耿于怀地思考如何将整个先验哲学统一起来的问题：“先验哲学是先验地联合在一个体系中的诸理性原则的综合……”

已经两千多年了，“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众多的思想家们。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历史发展的自由与必然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这个体系”。

中国古代辩证法由于缺乏个体生存论的动力，而不具备古希腊辩证法那种彻底性。比较之下，中国古代辩证法粗而不精，泛而不深；它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早熟），但积两千余年尚未能摆脱其朴素性（幼稚）。

本期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赫费的短文很值得关注，所谓“德国哲学在中国”是他根据在国内几所高校亲眼所见而发的感慨。当然他的所见还很有限，但大体上准确。